每次聽劉東華的演講，都覺得他今天早上是打了雞血來的，他的激情源于他的真誠，他的真誠源于他的良知。我是北大哲學系的教授，我更多是從一個理性的概念去討論一些問題。

    影響當代中國商業精神比較重要的一個人物是德國的馬克斯·韋伯，他寫過一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這本書出來以后影響了世界。1985年我在新加坡的時候，正好是這個課題，換另外一種討論方法，東亞社會比如新加坡、香港地區、臺灣地區、韓國正好是70年代末、80年代末高速發展，有人就用他的理論解釋東亞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都處在儒家文化圈。我個人判斷，和儒家文化圈有沒有關系？肯定有關系，但是它只是所有元素中的一個元素，但并不是必然充分元素。

    我不是做商業的，我要緊扣這個問題去討論也比較難，所以我把我的題目定成“中國智慧”。先說“中國”這兩個字，這兩個字不是我們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簡稱，這兩個字最早發生的時間是在中國的商和周的時間，60年代在我們陜西寶雞的考古人員在廢品堆里發現了一個樽，大概也這么高，花了15塊錢，拿回到考古所就放到了庫房里。90年代上海博物館的馬館長去寶雞考察的時候，他們突然想起他們庫房里還有一個非常精美的樽拿給馬先生看，馬先生看到底下有124字的銘文，出了四個字，叫“哉之中國”，文中講到武王時期提出遷都洛邑。中國這兩個字第一次出現就在這個樽上，就引起了大家非常重要的思考。過去我們是中國人，可是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在那么早就用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出現以后，我們看一些文獻，在春秋的時候就有一部書，名字叫《戰國策》，有的學者認為它是春秋晚期或者到漢代初期，記載的是中國這個地方住了一批非常聰明的人，這個地方造成了大量的財富。說到這個地方，我要再給大家另外一個視角。五四運動還有不到一年半就一百年了，到今天我們在座的有沒有思考過，五四運動這一百年來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東西？第一，反帝反封建的遺產是不可以忘記的，當然五四激進的反傳統造成了我們今天對傳統的漠視和遺忘。甚至還有當時非常著名的一部書，中國要全盤西化。事實上我們可以理解，在那個時代，他們并不是真正要放棄中國文化，他們是要重新再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上重要的國家。受到激進分子的誤導，我們認為中國文化落后西方，這個影響直到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們必須要從五四運動的角度來回想，我想今天可以看到是兩種生產方式的差距。

    如果世界有5000年的文明史的話，中國應該領先4800年，如果世界有文字歷史記載的3000年的文明史的話，中國領先了2800年，應該是這樣一個概念。所以，我們今天也開始提到文化自信問題，剛才我提到的《戰國策》雖然時間很早，但它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最早它是一個地理概念，在我們看到《戰國策》里會說中國在內，夷狄在外。

    到了漢代，我們就看到中國字還在使用，80年代我們北大考古系和日本國家考古隊、新疆考古所在新疆的尼雅地區進行了挖掘，北大在考古挖掘中發現了一首詩，“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到了宋代有一部書叫《中國論》，就是在遼金這個時代開始，游牧民族進入農業文明。這部書延續了春秋戰國，當夷狄住在洞穴的時候，中國有了艦船，當夷狄還沒有文化時候，中國有了文化，如果你來學習，我教你，如果你不來學習，各自為安。我們在那時候有一個重大的思維方式的錯誤，我們一直在用兩分法討論問題，我稱之為兩元對立思考，即對和錯，直到今天我們還在這個思維方式上需討論問題。所以，傳統不是過去，傳統就是現在。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西爾斯寫了一本書，翻譯成中文叫做《論傳統》，我這本書大家可以在網上搜一搜，總體上那個觀點可以成立，傳統不是過去，現在不僅僅是當下，傳統不斷地影響著我們現在，我們不斷在傳統的解釋當中使文化延續下來，所以傳統是世代和世代的連接。

    五四的第二個問題我們就要煩死了，我們不能把傳統當成糟粕，不能把現代當成精華。所以我最討厭的一句話就是與時俱進，我們不能說老天跟著時代去發展。我還是覺得30年代一位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說得好，返本開新。我們看看兩河文化也只有殘垣斷壁了，如果各位去希臘、羅馬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可是在中國5000年歷史可以延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個民族在大膽地向外來民族學習的同時，沒有忘記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所以返本開新恐怕要好得多。

    今天的中國面對世界，我相信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向世界表示的是我們和平崛起，永不稱霸。各位如果在國外旅行過的話，你問十個老外，我估計有七個人認為中國政府在撒謊。你說和平崛起，你為什么要造航空母艦？你說和平崛起，你為什么要發展那么多射程越來越準、越來越遠的導彈？其實我們對世界今天的宣示是要回到傳統中國概念的發展。所以，《中國論》再次告訴大家，當時宋代在世界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是最繁榮的一個時代。

    1988年我在索羅斯基金會，跟他討論過一個問題，猶太人什么時候建立了外交友好往來，他說1941年，抗戰的時候有幾條船從海參崴入駐上海的閘北。可是你們知道嗎？11世紀的時候，大批猶太人來到中國，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如果在開封，你可以看到胡同，你問那些年歲比較大的，你是哪里人？他說我是猶太人，這個他說對了。為什么大批的猶太人來到中國？這個民族2000年來到處去流浪，沒有任何文化可以接納他，而17世紀到了中國，中國文化接受了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不是一個好戰的國家，中國在他的歷史上容納了很多異族的問題。

    中國領土之大，以世界史的角度看，每次的領土擴張都不是靠戰爭獲得，而是文化的認同。魏晉南北朝400年的時間，從西部來了五個少數民族，400年的時間里，都是異族在統治中國，可是400年以后，兩個民族問題下來，一個是吐蕃族，一個就是古羌族。還有一個氐族、一個止（音）族，已經找不到了。隨著時間的變化，隨著文化的提升，所以它成為了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文化史上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佛教的傳入，佛教從漢代中葉傳入中國，到了唐代將近1000年，源在古印度，流在中國，可是1000年以后，這個流變成了源，這個文化現象在世界文化史上極為少見。2013年的10月23號，習主席到曲阜去考察，過去領導人過去考察都沒法說話，怎么說呢？你瞻仰孔子，如何面對馬克思？習主席說我這次來考察特地告訴大家，中國特別重視傳統文化。但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如何落實？我們的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現在開始重視中國文化傳統。所以我在另外一個場合上講，當孔子遇到馬克思怎么辦？如果從文化史的角度，我們的歷史文化流過這個概念，一個佛教從源變成了流，又從流變成了源，所以你必須要解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150年了。1896—1902年，馬克思作為美國紐約時報的通訊員，寫的十篇社論，這個書現在也出版了，《馬克思論中國》，在這十篇論文里頭強烈批評英帝國主義，一方面逼迫清王朝簽訂不平等條約，一方面在印度建立東印度公司，私進鴉片，毒害中國人。所以一個批判西方而來自西方的人，對中國人的情感是容易接受的。當然這個問題很復雜，所以我們說馬克思在中國也成為一個外來的思想而變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從宋代的《中國論》告訴我們中國不是現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理解，是一個霸權主義，不是這個概念。后來到了清代，康有為對中國作了一個評價，“夷狄能禮，則中國治。”康有為以后就是譚嗣同，“守舊者夷狄也，開新者中國也。”再次告訴我們在歷史過程中，他是一個不斷向外開展的思想開放的國家，一個容納不同文化價值的國家。

    這個今天對中國來講是什么意思？你如何中國就如何，中國不是一個地理概念、不是種族概念、不是血緣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14億人口在什么地方建立一個共識，中國傳統文化還需要繼續發揚，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還要10幾年、20幾年，甚至一個世紀，我們重新在中國文化這個旗幟下集合起來。也要重新認識馬克思，這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我想這是今天在座的每個人的歸宿，只有有了歸宿感才有榮譽感，有了榮譽感才是你的文化自信，如此而已，中國夢才可以做得起來。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前面討論了五四運動造成了整體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局限在兩分法上。其實這個問題在60年代已經發展到極端了，那個時候我們會討論一分為二，后來孫主任當了黨校的校長，有人說一分為二可以，還要合二為一，后來進了監獄。《論語》提倡的中庸這個概念對我們今天在座的人，所謂的中庸就是折中調和，沒有原則性，事實上中庸在《論語》的表述非常清楚，中庸之為智者，中庸是個最高的道德規范，它比仁義禮智信還要高。這是我1985年在新加坡做的研究，重新理解《論語》。它不僅是一個最高的道德規范，同時是一個思考問題的方法，這就是中國思維方式的一個特點，中國人討論問題永遠是思考問題的方法跟一個人的道德修行有關系。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所以，我們改革開放初期發生的那些事情，賺了不少錢，今天活下來的沒有幾個，很簡單，用中國文化概括就是缺德。你沒有擔當一個民族、社會、國家的責任，我想你的企業恐怕也做不成大企業，何況你如果沒有大德，小德也沒法做。所以，《大學》里面是這樣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中國智慧在《論語》中有兩個表述，“叩其兩端而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兩端不是指兩個不同性質的事物，執中無權的權不是權力的權，而是一個概念。各位日常生活經驗可以看到，今天我們的紅燈、綠燈、黃燈的變化是靠大數據來支撐的，我們可以把流量或者所謂駕車人的身份以及去往的歸宿都可以按照大數據整理。但是如果到三四線城市，還是人工管理。過去，在我們交通路口上那句話到今天還是有警示意義的，“寧停三分不搶一秒，”如果你把它當成一句普遍意義的話，你不可以把這句話掛在生產車間。所以權是變的前提，離開了特定的時間空間就不一定是正確的。如果你沒有權變，就執一了。

    中國古代的帝王舜是大孝子，他父母對他不好，但是他努力耕作養活了全家。這個大孝子體現在什么地方呢？娶而不告，娶妻而不告訴父母。實際上他給我們設置了兩端，一個是娶，一個是不娶，如果你從兩元的角度立場去思考問題，你會很糾結，到底娶還是不娶？是不娶還是娶呢？這就是叩其兩端的問題。為什么會在兩端？因為他沒有考慮從第三個角度思考問題，第三個角度思考問題就是孟子那句話，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不孝有三，這個你都做不到，中國是個宗法血緣的社會，結婚不是目的，結婚是要生子的，是給你們家添丁，當然也是關系到你們家的生產力，所以一個傳統的中華社會是要傳宗接代，所以才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如果結婚沒有后，這就是最大的不孝，所以我就不會在娶與不娶中糾結了，我肯定是娶而不告。當然，不要糾結在一個具體的事件，還要通過這個事件引起我們前面所說的不要兩元對立思考，而是要叩其兩端，從第三個角度思考。我把它稱之為一分為三，當然這不是我的概念，是已故龐樸先生一本書的概念，他也是我的老師，我在1985年做了中庸研究以后，寫了8000多字的文章給先生看，他說過猶不及，恰到好處。中庸不僅是德的概念，還跟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連在一塊。后來他寫了《中國傳統辯證思維方法》，后來又寫了《一分為三》，這是先生的專利。這是第一個故事，不要再兩元對立的思考方式去想問題。

    孟子又講了第二個故事，叫做男女授受不親之謂大禮。如果我們不可以觸碰女孩子的手，孟子又問我們一個問題，那你嫂子掉河里怎么辦？如果你不堅守這個大禮，你嫂子就會淹死，你就成了畜牲。所以，嫂溺，援之以手。這是一個常態性的東西，有原則，同時還要權變，這個權變如何定義，如何把握，這是非常麻煩的，孟子沒有交代清楚，這是需要各位在自己的管理生活和實踐當中不斷去摸索的。

    有一天我跟一位學生出差，因為比較早的飛機，5點鐘就得離開家。我跟她說，你一定要注意，你們女孩子一出差就一大堆瓶瓶罐罐，按照機場的安全管理是不能夠超過100毫升，她說您別跟我說這些，我經常出差，我知道。結果早上查的時候，她有200毫升的洗發水，我說跟你說了，不能帶200毫升，她說老師，我這哪有200毫升，我這只有20毫升、30毫升，沒有200毫升。這也是一個問題，我就跟安檢說，你的原則上限制不能帶200毫升，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她那里頭沒有三四十毫升，你如何處理？按標準是不能處理的，我說你怎么處理？他說我們就扔了，扔了不是浪費，不是污染嗎？他說也是，你什么意思呢？我說你應該理解什么叫權變，正好他們的組長來了，他學了一點哲學，說提的問題有點意思。他說這樣權變吧，你到旁邊的小店買兩個口香糖，我給你找干凈的塑料袋，把口香糖放進去，把洗發水擠口香糖盒里去。為什么你們的航班在安檢的時候，不準備100毫升的塑料瓶呢？多了也只能帶100毫升，不能讓你隨便丟掉。兩年來，我還沒發現哪個機場使用我的這個概念。

    這是一分為三的兩個故事，在中國傳統的管理上有這么一個事件，是《戰國策》里說的，政寬則民慢，政策比較寬泛的時候，下屬就會變得散漫，因為他無所適從。慢則究之以猛，如果你想糾正他的散漫就要猛，猛就是嚴厲。現在中央八項規定夠猛吧？我們辦公室三個人一開學就挪到15平米的辦公室，我說為什么挪到這么小的辦公室？按照規定不能用60平米的辦公室，我說你們還管著700多個學生。這種嚴厲的管理會傷害下屬的積極性和原創性。作為管理者又發現了，如果他沒有積極性，沒有原則性怎么辦呢？殘則施之以寬，又改回來了。下面這個就是一分為三，寬以濟猛，猛濟寬，寬猛相濟，最后的這句話是關鍵，政是以和，決定這個是“和”。所以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搞了一個和，我說你得在門票里解釋“和”在中國文化里是什么概念，所以那次對國人的教育以為和就是沒有差異性，其實恰恰錯了。在中國文化史上發生過一個辯論，就是”和”與”同”的辯論，同是墨子提出來的，所有的人要統一思想。孔子說的禮之用，和為貴。和是君說是，臣是可以否定的，當然不是說君說一，我非要說二，君要允許下屬提出反例。所以，同則不繼，和則相生。

    張家口一帶70年代的防護林，現在出現了大面積的死亡，為什么？因為種了同樣的楊樹，一棵樹出現了病蟲害，全部都會死。所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過去你不知道和同是什么概念，君子喜歡和，喜歡多元化，毛澤東教育他的部下，兼聽則明，什么話都聽得進去，就會辦得聰明起來。可是小人沒有這個概念，小人是同而不和，他希望所有人吹捧，后來變成了瞎子，看不見。所以，這些領導干部應該好好反思這個”和”的概念，和是強調多元化，多樣性。所以，我們的思維方式一定是建立這樣的概念，所以到宋朝張載留下重要的四句話，“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就像今天的會場這樣，有男有女、有攝像機、有視頻，他們的功能作用不同，如果發生了關系，就有反斯就會產生對立。所以一定要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講的和諧的概念，謝謝各位！